高官于光远女儿于小康:告别“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


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爸爸身上覆盖着巨大的镰刀斧头党旗,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Wiesel)的名句:“Forthedeadandtheliving,wemustbearwitness.”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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